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是新一屆政府著力推進的第一件大房屋二胎事,被視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馬前卒”,宏觀調控的“當頭炮”。
  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頗受關註的一個重要議題,政府職能轉變是社會各界的共同期待。當前政府職能轉變處在負債整合什麼階段?面臨哪些難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京華時報記者專訪時用了兩個“最關鍵”作答:當前中國政府正處在向市場、企業、社會、地方放權的最關鍵時期,正處在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的最關鍵時期。
  本版採褐藻醣膠寫京華時報記者商西
  □談問題
  政府當鋪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滋生腐敗
  京華時報:新一屆政府成融資立後為什麼把轉變政府職能擺在突出位置?轉變政府職能與全面改革之間是什麼關係?
  遲福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從1993年被十四屆三中全會確認,到現在已經20年了。20年中,隨著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此消彼漲,政府主導型經濟方式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既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一個過程,也是一個明顯的缺陷,今天已成為經濟生活面臨的最大問題。因此新一屆政府突出強調要在更大程度和範圍內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主導作用,在市場主導下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
  關於政府職能轉變與全面改革之間的關係,我的理解是,轉變政府職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也就是說,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取決於政府職能的實質性轉變。只有通過政府職能轉變,才能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和合力。
  京華時報:您認為當前政府職能轉變有哪些不到位?帶來哪些問題?
  遲福林:政府職能轉變
  近幾年取得一定成效,但仍不到位,主要體現在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的特征仍然比較突出。地方政府仍在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途徑、以資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預為重要手段,導致投資消費失衡、重覆建設、產能過剩、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問題,還造成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缺位。
  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也給政府自身建設帶來十分突出的問題,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滋生權力尋租等腐敗現象,成為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談放權
  放權是政府簡政和精兵的前提
  京華時報:本屆政府承諾5年內至少取消和下放1/3以上的行政審批事項,今年中央已取消和下放334項,效果如何?為什麼政府職能轉變要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
  遲福林:當前行政審批事項仍較多、審批程序繁瑣、效率低下,利用審批牟利的問題比較突出,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能加大政府放權力度,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從這個意義上講,轉變政府職能需要以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突破口。新一屆政府以放權為重點破解政府職能轉變,思路很清楚,力度也比較大。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絕不僅僅是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數量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讓市場在更大程度上、更寬的範圍內配置資源。
  京華時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月1日在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指出,簡政放權受地方和部門利益影響,有的含金量較高的審批事項仍留在手中,有的放權有水分,“乾貨”不多。為什麼會這樣?
  遲福林:現在總體上看,我們在向市場放權上已經又向前走了一步,但更實質的權力放得還不夠。其一,以打破壟斷為目標向市場放權還不夠;其二,儘管有些權力已開始下放,但涉及政府自身利益的、含金量高的權力下放還不夠,所以現在正處在放權的最關鍵時候,到了是繼續堅持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還是市場主導下充分發揮政府作用的關鍵時期。這是一個根本問題,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轉換的關鍵點。
  京華時報:政府承諾這次機構改革要確保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但“精兵”力度似乎不大。
  遲福林:這三個問題的先後排序是:放權,簡政,精兵,放權是簡政的前提,所以核心問題是政府放權,放權一定會帶來政府簡政,簡政將為精兵創造條件。放權是一個大前提,如果放權不破題,簡政很困難,精兵也無從談起。
  □談破利
  期待放開壟斷行業經營權
  京華時報:您提出政府放權的關鍵是要放“含金量較高”的實質性權力,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要不要放權?如何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尤其是行政壟斷領域?
  遲福林:目前政府對“含金量較高”的實質性權力下放還不夠,這涉及部門利益問題,是下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關係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因為涉及一般性的權力已經在放,但涉及部門利益和行業利益的改革還遠不到位。
  在壟斷行業上需要首先打破行政壟斷,併在競爭性環節上向社會資本放開,這方面目前破題還很不夠。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下決心徹底減少政府對資源要素價格的行政審批和管制,推動壟斷行業的經營權向社會資本放開,尤其是在鐵路、電力、電信、郵政、石油等基礎領域放開市場、引入競爭。
  京華時報:您曾提到目前政府自身改革的傾向並不強,甚至可能是一個減弱趨勢。當政府職能轉變涉及一些部委或官員利益時,怎麼“啃得動”?
  遲福林:在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比較突出的情況下,迫切需要頂層推動,要有高層次的統籌協調,涉及利益調整和權力結構調整時,統籌考慮利益關係調整,拿出具體辦法,這一點特別特別重要。行政體制改革錶面上是機構、人員、數量的增減,實質上是權力格局的重新調整。凡是涉及權力和利益調整的改革都是最難的,“壯士斷腕”就是政府自己向自己開刀。
  改革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固化的利益格局,尤其是部門、地方和行業的“既得利益藩籬”。在利益格局固化尚未形成組織化形態的時候,改革還有窗口期。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最重要的是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
  京華時報:國務院最近成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行政體制改革是不是也需要類似制度?您一直建議建立一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這會關係改革的成敗嗎?
  遲福林: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都面臨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掣肘,其複雜性、深刻性、整體性、統籌性特點非常突出。只有建立自上而下的改革協調機制,只有上升到中央層面的設計和協調才能適應更深層次的改革。因此,在中央層面建立高層次改革協調機構,將為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創造重要的體制條件。
  □談轉型
  負面清單管理嘗試“小政府”
  京華時報:總理強調,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要舍利為公,敢啃“硬骨頭”。如何才能破解政府職能轉變“上面動作大,下麵打折扣”的“最後一公里”難題?
  遲福林:地方政府改革首先要改變以GDP為中心的“增長主義”,需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財政稅收體制、幹部選拔體制等。我認為當前能讓地方政府“舍利”改革的唯一前提就是改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激發市場活力。若非如此,讓地方政府放權很困難。
  京華時報:2003年SARS危機時您就提出要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10年後的今天您覺得這個轉型處在什麼階段?
  遲福林:我認為現在這個轉型正處在最關鍵時期,公共產品短缺正成為當前社會的突出矛盾。未來最重要的是要將經濟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係轉變為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關係。在這一前提下才能理順中央地方關係,才能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明確化、法定化、可問責。
  京華時報:在您看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怎樣才能建成一個“小政府”或者說理想的政府?
  遲福林:我認為正在上海自貿區試點的負面清單管理是一個大方向。我不贊成有人說我們不可能實現“小政府,大社會”。“小政府、大社會”的內涵是向市場和社會放權、激發市場和社會的活力、動力與合力,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主導作用,發揮社會組織在行業自律方面的重要作用。這方面還面臨很多新矛盾、新問題。
(原標題:“含金量”高的權力下放還不夠)
(編輯:SN069)
創作者介紹

老家具

hi33hiwdsx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0) 人氣()